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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冯先生名列其中。

冯天瑜 – 基本信息

姓名: 冯天瑜

任教专业 :历史学-历史学类

在职情况: 在

性别: 男

所在院系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冯天瑜

所在职位: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著名历史学教授、著名社会科学家。


 

冯天瑜 – 个人履历

1942年生于湖北红安。

196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生物系。历任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教师,武汉师范学院讲师,湖北大学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纂,湖北省历史学会第五届副会长。

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兼任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从事国文化史、明清史及湖北法方史志教学与研究。

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

1998年至1999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冯天瑜 – 主要成就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  

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代表性著作

《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国古文化的奥秘》。

代表性论文

1、《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三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4期,《新华文摘》转载。

2、《张之洞从清流派的“开眼看世界”》《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4、《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中国文化总字》第6期。

代表性学术成果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元典:文本与阐释》、《中华文化史纲》、《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月华集》、《张之洞评传》(合著)、《绘画中华文明史》(策划,撰文)、《中华开放史》(合著)、《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亚智慧的历史启示》(合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等。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冯天瑜 – 研究内容简介

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任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多年来为建立和发展武汉大学中国文化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

1.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 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玉体、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3.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4.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5.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

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 “理学” 译哲学,“玄学” 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 译经济学,“名学” 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冯天瑜 – 参考资料

冯天瑜的教学评价: http://www.pinglaoshi.com/teacherId314574
 


 

总结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以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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