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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河南省潢川人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河南省潢川人,作家,因文惹祸被错误地处决,时年41岁。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因文惹祸,写下《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起冤假错案。

王实味 -生平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 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王实味 -作家解读

王实味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王实味 -作家之死

给王实味带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在今天看

总结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河南省潢川人以下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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