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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琦(孙宝琦子女的结局)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山东巡抚、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幼好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军机处官报局局长,曾经创设育才学堂及开平武备学堂。

  

人物履历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随光绪帝至西安。翌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升任出使法国大臣。1905年回国,代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出使德国大臣。1908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1911年初,任山东巡抚。辛亥革命时,于驻法公使任上与庆亲王联姻成为清王朝的红人(事起孙中山赴法开展革命活动,机密文件被叛徒盗取送到孙宝琦处,孙施展手腕,一面送还原件给孙中山向革命党示好,一面又与庆亲王联络向朝廷表忠)。时值山东革命党人纷纷集会,要求山东独立,并推举他为交涉长,但他竭力阻挠和反对。武昌起义之后,在山东独立实现、并被推为总统(大都督)后,他不久就宣布此系误会,变化无常。他大肆破坏独立,镇压群众,在短短10多天内山东独立即被取消。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16年,任审计院长。1916年4月,任财务总长兼盐署督办。6月兼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职务。1920年春,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1月,任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同年4月,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1924年1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1925年2月,任淞沪商埠督办。1926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2月在上海去世。

  

人物事迹

  1902年至1905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后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在欧期间,他用心考察列强政情,参观兵工厂、机器厂,思想日趋维新。1904年,他上书清廷,倡言立宪,成为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的人。其时,有一湖北籍留德学生王发科,因参加兴中会被另一满族留学生以言语威胁。王发科胆小怕事,遂与汤芗铭合谋盗取了孙中山的文件包,内有机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二人如获至宝,交至驻法公使馆以求“戴罪立功”。不料,孙宝琦不仅没有严查,反而叱令二人将文件包送还,还派人密函孙中山“危险速逃”。孙宝琦思想之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1905年年底孙宝琦归国,即署理顺天府尹。1907年任驻德公使。当时德国正欲交好中美,共抗英日,孙宝琦即奏请清廷借机收回青岛主权,后知收回青岛无望,于1908年辞职回国。

  孙宝琦与奕劻是姻亲,1909年10月,受奕劻推荐,孙宝琦得任山东巡抚。上任不久,他即大展身手,开始立宪活动,还向德国收回了部分铁路路权,为时人所称颂。

孙宝琦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宝琦顺应民意,于11月13日宣告山东独立,自任山东都督。同时他又向朝廷解释是“奏请独立”,目的是应付时局,伺机恢复。11天后,袁世凯以强硬手段迫使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经此大变,孙宝琦心力交瘁,告病辞职。1912年冬,袁世凯委任孙宝琦为考察日本实业专使,出使日本,以示友善。第二年,又起用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取代陆征祥处理中俄外蒙问题。1913年11月5日,两国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埋下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恶果。

  1914年,孙宝琦连任徐世昌内阁外交总长,并兼代国务总理。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抛出“二十一条”,孙宝琦主张接受日本要求。1915年,袁世凯将他免职。之后,孙宝琦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等职务,周旋于北京官场。一战结束后,他联合各界人士,发起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运动。

  1923年,曹锟贿选成为总统,为收买人心,他在1924年1月授意众议院推举孙宝琦为内阁总理。7月,因孙宝琦反对金佛郎案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发生冲突,被迫辞职下台。孙宝琦此次担任国务总理,不过短短半年时间。

  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苏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后因经费问题迟迟不得到任及中苏关系发生动荡,孙宝琦在1927年3月辞职,正式退出政坛。

  1927年,孙宝琦赴天津静养,并从事慈善文教活动,1928年,定居于上海。晚年的孙宝琦为人清廉,乐善好施,但他举债投资失败,生活终究拮据起来。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  

山东巡抚

  1909年孙宝琦回国述职,他就在庆亲王的极力保荐下美滋滋地当上了山东巡抚。但两年之后,孙宝琦却尝到了当巡抚的另一番滋味。

  1911年11月13日,在山东联合会大院里布置了“山东独立大会”会场,上午8时已是人山人海,实现独立如同盛大节日的来临,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联合会的各界人士、同盟会的革命派、第五镇的官兵,以及商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与会者近万人,孙宝琦也应邀参加会议。时任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会长的夏溥斋宣布大会开始,与会者情绪热烈,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否则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但是,任凭群情激昂,孙宝琦仍然保持着那副顽固的面孔。夏溥斋力劝孙宝琦认清形势,顾全大局。而孙宝琦却说:“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立宪派丁世峄等人要孙宝琦尽快表态,免得惹起众怒,局面不好收拾。孙宝琦却说:“我是清朝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同盟会会员纷纷厉声谴责孙宝琦的顽固态度,而他依然放言:“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一日不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孙宝琦的这种顽固嘴脸与独立派形成水火之势,局面就这样僵持着。

  时针已经整整转了一圈,持续了一天的大会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晚上8点,同盟会与军队商议,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同盟会负责人丁惟汾派人将会场的各个门口守住,严禁人员出入,一些军人则掏出手枪,进一步鼓动示威,赢得会场上群众的高声附和,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斜挎红色值日带的五镇参谋黄治坤一个箭步登上台来,他拽着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五镇官兵在会场里有200多支手枪,他要是顽固拒绝,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会出人命。”

  孙宝琦一看这阵势,顿时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常态,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浸出一层冷汗。看到大势已去,人心难违,再这样磨蹭下去,局面将更加不堪收拾。他思考了片刻之后,便装腔作势地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带着颓丧的腔调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益,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夏溥斋立即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同盟会会员将已经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张贴在会场的四周,会场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声:“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都督只当了13天

  “山东独立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山东都督,各派议论纷纷,意见统一不起来,还是夏溥斋从中斡旋:“正是孙抚台的顾全大局,山东独立才得以实现,况且他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也都已接受,我看就选孙抚台为山东都督吧。”大家沉默不语,夏溥斋接着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就算默认了,下面请孙都督宣誓就职。”孙宝琦也不推脱,慨然允诺,大摇大摆走到台上宣起誓来。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明里暗里却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他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宣统皇帝的年号。

  清政府、顽固派对山东独立恨之入骨,因此,取消独立的逆流也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掌权,这股逆流便形成为强大的复辟力量。11月24日,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筹划,顽固派张广建、吴炳湘伙同五镇内的反独立派、咨议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难士绅,向新政权、独立派、革命群众发难了,他们成立了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当天就在济南的山西会馆召集会议,孙宝琦参加了会议。而此时,五镇炮标标统张树元则下令支起了4门大炮,其中两门对着都督府,两门对着联合会驻所,以大炮威胁与会人员,并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会议,十分顺利地签署了“决议”。对于独立,孙宝琦本来就不赞同,而取消独立孙宝琦则是求之不得。一看时机已到,孙宝琦在会场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都督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倒,仅仅维持了13天。

  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的处境更为尴尬,宣布独立是他,取消独立也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其主子对他不能原谅,革命党人更是无比义愤,“议灭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此时的孙宝琦,内为清廷诘责,外被革命党人及广大民众声讨,他曾自喻“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的孙宝琦,对政事亦无力处置,对政场也无心眷恋了,至此,他开始杜门谢客,无奈之下借机称病,躲入外国医院。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他在山东已无立足之地,惶惶然如丧家犬般离开了山东。

“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的政治生命没有就此结束,1913年9月他又就任当时政府的外交总长,次年代理国务总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与逊位清帝国旧官吏们之间的往来仍然比较多,但孙宝琦在山东独立前后的表现一直被人“记着账”。当时,清室遗老们常拿此类事情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因而经常被人拿来诟骂。一次,孙宝琦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宝琦被问怔了,梁鼎芬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清朝旧臣劳乃宣也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合,引过来一大群人,把孙宝琦等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最亏的内阁总理

  孙宝琦被称为最亏的内阁总理。1924年初,曹锟刚刚送走了斗争复杂的高凌霨代内阁,找到年过六旬、在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出来组织内阁。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做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于(1924年)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3月11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182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但在14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3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呆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10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5月28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6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7月2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1924年孙宝琦内阁

成员

  总理孙宝琦、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

重要事件

  该内阁于1924年1月15日成立。该内阁半年的施政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和苏联建交;二是向德国索赔成功。

  不过孙宝琦自此至终都与曹锟的亲信、财政总长王克敏不和。半年以来,自金佛郎案到德发债票案,双方争吵不断。而曹锟又偏袒王克敏。执政后期,孙宝琦稍迁就王克敏,和他在德发债票案上合作。但是后来孙宝琦终于忍无可忍,在7月1日突然请辞,避居北京城郊。次日请辞获批,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总理。

  孙宝琦的儿女亲家

  孙宝琦5个太太,8个儿子,16个女儿,女儿其中分别嫁给庆亲王奕劻、盛宣怀、袁世凯、张佩纶的儿子。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番嫁给了张廷量(既张佩纶的儿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父亲。)

故居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孙宝琦的儿女亲家

  孙宝琦5个太太,8个儿子,16个女儿,女儿其中分别嫁给庆亲王奕劻、盛宣怀、袁世凯、张佩纶的儿子。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番嫁给了张廷量(既张佩纶的儿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父亲。)

故居

  孙宝琦在京故居位于北京东四六条胡同。

孙宝琦:姻亲之牢

    1913年2月22日,大清隆裕太后病逝。当年冬天,她与光绪皇帝的灵柩一起下葬于崇陵。

    此时,距离清廷逊位已经一年有余。隆裕太后的灵棚中,既聚着大清的遗老,也有民国总理赵秉钧领衔的吊唁团。其间,遗老梁鼎芬一眼发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他忽然跑到这个人跟前,指着鼻子骂起来:“你是谁?你是哪国人?”被指着的人是大清前任山东巡抚、如今的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他一下子怔住了。

    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遗老劳乃宣也跟过来一起骂。两人一唱一和,引过来一大群人。

    孙宝琦面无人色,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人们大概很难想到,这个被遗老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当年曾经是大清官场中广结姻亲的闻人,督抚中头脑开明的改良派。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两个身份结合在一起,他变成了清廷的罪人。

姻亲政治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谕令,准许满汉通婚。很快,孙宝琦迎来了一门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亲事——皇室中辈分极高的庆亲王奕劻竟然主动找到他,想让自己的五公子迎娶他的二女儿。

    当时,孙氏大骇,说:“我怎敢把女儿嫁给您家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说:“别着急!别着急!到时候我派人把东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妇过门时再带过来即是。”结果,孙二小姐出嫁时所带的嫁妆,真的是奕劻私底下送来的。

    如此给面子,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如果细究孙宝琦的背景,可以发现确有令人称羡之处。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孙诒经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在朝内有刚正清廉的美名,岳丈是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凭借着这些关系,孙宝琦被授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主持开办了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孙宝琦是少数几个随驾护送的人,旅途中,道路泥泞时,孙宝琦时常在后面推马车。这无疑给西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西安,由于孙宝琦自幼学习英、法文,熟悉电码,被庆亲王奕劻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当时,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北京谈判,西安与京城乃至全国的电文日夜不断,而收发翻译工作皆由孙宝琦负责,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慈禧、光绪回京后,孙宝琦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来还兼任了驻西班牙公使。

    系出名门、太后赏识,最关键的是会和洋人打交道,考量这些因素,孙宝琦能够与庆亲王联姻似乎也不难理解。而此后,他在官场中的亲家更是爆发性增长。

    孙宝琦有五个太太,育有二十四个子女。除了二小姐嫁入庆亲王家外,三小姐嫁给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孙子;三少爷娶的是北洋名将冯国璋的女儿;四小姐嫁给了皇室宗亲宝熙;七小姐成为了著名“清流派”张佩伦的儿媳、张爱玲的后母。孙宝琦与袁世凯、盛宣怀更是双份的亲家,每人各有两对子女结为连理。通过一连串的联姻,孙宝琦几乎与朝中最有影响力的重臣都成了亲戚。

    同时,这些重臣又各自串联着其他豪门,例如,奕劻的另一位女婿是安徽巡抚恩铭,袁世凯与满洲重臣端方、那桐都是儿女亲家,盛宣怀的几个子女进入了江浙一带的豪门……清末,世家巨族们用联姻构建起一张同气连枝的关系网,借此各自扩充利益版图,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孙宝琦在这种中国式政圈中如鱼得水。光绪末年,在交卸了外交事务后,他回国待命,恰好山东巡抚一职出缺。孙宝琦有意制造岳父、女婿先后主政山东的佳话,于是找奕劻帮忙。奕劻便借口山东是对德外交要地,需要熟悉洋务的大臣,保举孙宝琦担任了山东巡抚。以一公使之身,连跳数级,直接担任封疆大吏,这在当时被称为“异数”。

    不过,“佳话”很快变为了尴尬。1910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因赋税过重而发生暴动,当地官员竟然派兵将百姓当作“乱民”围剿,据记载,官军“劫杀淫暴,甚于盗贼”,冲突中,大量村庄被毁,民众死伤达一千七百多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巡抚孙宝琦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摄政王载沣只是致函警告了一句,“如不是看在当年给老佛爷推车的份上,当撤职查办”。一家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孙固某大老之姻亲也,有此巨援,夫复何虑?”

    事实上,当板结化的利益集团若隐若现,沦为空言的不仅仅是官员问责,还有万众期待的政治改革。

变味的改革

    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告终。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以一介蕞尔小国,得以击败强邻,是立宪制度优于专制制度的铁证。也就在这一年,以孙宝琦为首的外交官们最先奏请朝廷明定宪法,仿效英、德、日本之体制,救宗社于水火之中,潜滋暗长的大清立宪运动自此陡然高涨。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孙宝琦一直是以头脑新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说在他做法国公使期间,有一次孙中山来巴黎,同盟会员汤芗铭等三人合谋窃取了孙中山的行李及文件,跑到使馆告密邀功。但孙宝琦不但没有下令严查,反而令手下将东西送了回去。1909年就任山东巡抚后,孙宝琦不仅关注本地谘议局的活动、地方自治的筹办,还屡屡奏请军机处尽快设立内阁、国会。和众多立宪派一样,这些声音确有不少出于其真实的政治理想。

    但是,无论是设立内阁也好、国会也罢,涉及到官制的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这实在是一个不能再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慈禧、光绪相继逝世之后,清廷高层出现了“政出多门”的情况,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更渐趋白热化。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坛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在慈禧、光绪病逝之后上台的摄政王载沣派,主要人物均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包括载沣、载泽、载涛等人。另一派的领衔者正是孙宝琦的亲家——老一辈的皇室宗亲庆亲王奕劻,成员包括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实际上皆为袁世凯的党羽。两派实力大致相当,相互倾轧。

    载沣这个人,办事时出了名的犹豫不决,论能力、见识都远远赶不上慈禧老佛爷。据说,在他摄政之后,面对入宫觐见他的人,常常坐对无言,对方请示机宜,则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 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 应付事变, 则决难胜任。”因此,国事上,他往往更加依仗兄弟们,一上台,大肆任用少壮派亲贵,上至满洲八旗,对年轻的摄政王都十分失望。奕劻是怨气最大的一个,载沣一上台,不仅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剩下的幕僚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听使唤了,以至于奕劻曾经恨恨地说道,“必不得已,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

    在波谲云诡的局面中,预备立宪的焦点实际上成为了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清宫中的每个人都关心将来自己在政坛中的地位,都试图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对于最关键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奕劻、载泽、善耆都有意收入囊中。

    不过,若论政治资望和力量,奕劻的势力之大,是载泽等少壮亲贵比不了的,这不仅得益于这位老臣长期把持中枢要地军机处,也得益于他在朝中长年的结交、经营,包括他与孙宝琦这样官员的联姻,日后都成为了为他加分的政治资本。当时的《时报》甚至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投票竞猜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八千多张票中,有近四千张投给了奕劻,比第二名载泽足足多出了两千票。

    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印证了人们的判断,1911年5月8日,清廷正式颁布新内阁,奕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其两位心腹那桐、徐世昌也一同入阁。载沣敌不过奕劻的势力,便安排自己一派的载泽进了掌管财政的度支部,荫昌、载洵分别为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掌握军权。至于其他阁员,也分别与两派势力有关。因此当这个内阁一颁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又占七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这实际上宣告了被人们期待多年的立宪以“骗局”收场。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却是最能平衡清室各方利益的人事安排。

    孙宝琦此时正在山东当巡抚。皇族内阁颁布后,他马上便上书,直斥亲贵不宜干预朝政。然而恐怕广结亲缘的他自己也知道利益集团的厉害,当改革被绑架时,大清也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摇摆的革命

    1911年10月22日,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二周,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联名电奏朝廷,再一次指出今日之祸乱,完全是因为近年来亲贵专权任事的结果,他们提出,通过“痛削皇权,改革政体,与革党谈判”等措施化解危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孙宝琦就在地方督抚中第一个给清廷发电报,建议起用自己的亲家袁世凯。而在中央,另一位亲家奕劻与他遥相呼应,于10月21日向朝廷请了假,据信是亲自前往河南安阳洹上村,说服袁世凯出山。11月1日,奕劻内阁成员总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而此后不久,载泽便在御前会议上指责奕劻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颠覆清廷。老大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利益集团之间的攻讦依旧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孙宝琦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1月初,济南盛传,清政府欲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向德国借债三千万元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一消息激怒了民众。11 月5 日山东各界人士齐聚谘议局讨要说法,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事先草拟的山东独立约章七条,并推举出士绅夏继泉等人把劝告书交给孙宝琦。据夏继泉的回忆,孙宝琦当时看到了劝告书后觉得很诧异,表面上没有拒绝,但实际上很难接受,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孙宝琦才答应向清廷代奏。

    11月13日,各界人物再次集会谘议局,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声称:“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大会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近9 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支持革命的新军第五镇标统黄治坤威胁说,会场内有两百支手枪,如果孙宝琦再不答应独立,“也许立即就出人命!”孙宝琦才不得已接受“总统”的职务。 事后,孙宝琦还上奏朝廷:“宝琦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竟以独立要求,即日宣布……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

    在后来写给亲家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孙宝琦流露出了自己此时的一些心迹,他说自己“顷拟奏设临时政府,仿庚子年例,稍慰革党之望……”所谓庚子年例,指的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东南互保”,简单地说,就是暂时脱离中央指挥,自求保境安民。

    之前心中已经准备设立临时政府,真到独立的时候了,又显出万不得已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委,曾在济南任首道的熙敬甫一语道破天机: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纯为袁世凯所操纵”。“是事前派人授意嘱孙独立,盖欲造成恐怖局面,以觇清室权贵动静”,按照这种说法,孙氏“不得已”的姿态,显然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亲家奕劻、袁世凯难堪。

    不过,清室权贵也毫不示弱,熙敬甫回忆道,当时自己曾经在京城亲眼见到少壮派亲贵良弼对奕劻说,“这都是你的好亲家办的事,没有王爷允许,他大约也不敢做”,奕劻随即找到袁世凯商量解决办法。随后,袁世凯给孙宝琦又发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独立,同时策动第五镇军官再一次调转枪口,反对临时政府。于是,孙宝琦只好又一次以悲情的姿态向公众宣称,“鄙人今日陷于危难,自惭无识,尚复何尤!”11月24日,他宣布取消独立,并避入医院,为期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结束。

    只不过,这一反复,让孙宝琦从此再也直不起腰来,很多人都认为他两面三刀,孙宝琦心力交瘁中须发尽白。12月17日,他奉旨开缺,离开山东,迁居天津租界。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民心,只是充当了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姻亲之牢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两个月后,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初奕劻“甘让权利于私友,绝不任孺子得志也”之语,竟然戏剧般地实现了,而且相当彻底。

    事实上,除了袁世凯,这场晚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胜者。无论如何,大清已经没有了。而戏剧性的是,民国之后,奕劻、载沣,这两派势力的领衔者却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和解,1917年,奕劻病逝于天津,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当时,深恨奕劻误国的溥仪亲自选了“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择,谬丑,是秦桧的谥号;幽厉,指的是周朝之昏君幽王、厉王。

    最终,还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劝他网开一面,力争之下,才给奕劻赐谥“密”字,意思是“追悔前过”。

    而对于一度卷入政争的孙宝琦,遗老们所能做的只是在隆裕太后的灵棚中痛骂而已。

    凭借着和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的官运并没有结束。1913年9月,他就任外交总长。据曹汝霖的回忆,该部门原本选员较严,即便亲戚故旧,也要经考试录用。孙宝琦到任不久,部员便全部补足,甚至在编制外又添设办事员——显然是开了不少后门。

    孙宝琦似乎忘记了曾经的狼狈,他继续欣然经营着自己的姻亲政治。1916年亲家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接任了盛氏创办的汉冶萍钢铁公司董事长职务,每月领取一些车马费。当时任总经理的是盛家后人盛泽承,但对公司业务毫不上心,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入不敷出。他骗孙宝琦举债二十万元购买了公司股票,谎称一定代为清理债务,却再也没有了下文,孙宝琦心力交瘁,甚至去找日本朋友帮忙。直到此时,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了,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至亲如翁婿反不如日友同情可恃,自恨当日之孟浪从事,汝等当引为前车之鉴,不可妄思生意投机之事。”

    1931年2月3日,孙宝琦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

    受债务所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张爱玲当年忆及家世,曾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孙宝琦官做得那么大,反而很穷?她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这话似乎在说孙家,也似乎在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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